编者按
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6日高考当天。文章中那个从大山深处农家里走出来的少年，已是和君集团董事长、和君小镇创建人、和君职业学院董事长。
尽管文中的高考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，但在文字中，仍然能够感受到隔着时空传来的力量。
2021年高考日，谨以此文献给即将在考场上拼搏的少年郎，以及正在勇敢追求梦想的你和我。
每年高考时，我都会想起三十几年前我的高考。高考对命运的意义，得从我的出身开始说起。
1966年，农历马年年初一晚上，我出生在江西省会昌县周田乡上营村一个传统农家。
上营村，座落在武夷山西部余脉的一个山间盆地里，张目四望，周围皆山，是绵延不绝、黛青一色的群山。山外世界是什么，不得而知。隐约知道，北边的山那边是会昌县城，东边的山那边是福建武平，南边的山那边是广东梅县，我都没去过，也不能想象这辈子能去那么远的地方。
我16岁去县城读高中，走出这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山间盆地。16岁之前，视界最远就是这个山间盆地四周的山顶。这里长大的孩子，不是井底之蛙，但百分百是盆中之人。
大山隔绝了他们跟外面世界的联系，也保住了他们自然生长的天性，狭隘与纯朴，愚昧与本色，坏与好，都在其中。我一生的打拼和闯荡，好像都是为了走出这里，但从来没有熄灭过对这里的归意。
上营村是传统的客家人村落，世代农耕，种田砍柴，牛犁田，狗看家，我童年熟悉的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具与生活方式，与书上描述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无异。
放牛、放猪、放鸭子、打鱼草、拾粪是我童年的日常工作，年龄稍大点，十岁左右起，就上山砍柴、下田耕种、挑担赶集卖梨子卖糯米卖甘蔗。
童年生活，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，一是饥饿，二是寒冷，三是苦累。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月，家里是“冇米”的，红薯是救命的主粮，青黄不接的时候一连吃二三个月的红薯。假如没有红薯，大概童年时候就饿死了。
那种时候，有一碗糙米饭吃，不需要任何菜，来点酱油、滴点香油，就觉得特别享受。记忆中，童年的冬天，总是阴雨连绵、寒风刺骨，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了，一整个冬天还是冻得无所躲藏。
南方阴冷的冬天，一个人冻得无所躲藏的时候，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的想大哭的感觉的，只能自己扛着受着，贯穿整个冬天。
至于苦累，莳田、割禾、挑担、砍柴，其劳动强度，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，也就是身体承受的极限了。
以上山砍柴为最，一大早天刚蒙蒙亮，被妈妈嚷醒，急急地吃罢早饭或没饭吃的月份就吃红薯，然后磨柴刀、穿草鞋、操起扁担柴络，跟着一伙大人往山上进发，走十几里山路，在荆棘密布的野山里搜山找柴，看中一棵树，砍倒，截段，装担，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。人小，力气不足，干活慢，装担刚完，还没喘过气来，同行的大伙谁喊一声“走”，我就得马上挑起担子跟上，否则大人先走了，一个小孩掉队，心里非常害怕。
山里看见蛇、野兽、野鸟，听见不知名的怪叫或响动，是常有的事。我很好强，总是想多挑点柴回家，尽自己的极限。挑着柴担子，跟上大人的速度，往回再走十几里地，快到家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是午后太阳西沉时分了。六七个小时过去，中途没有任何食物补充。
离家最后剩几里路远，非常的饿、非常的累，实在是不剩什么体力了，眼巴巴望着家里人来接担子。不时地有村子里谁家的人先来接担子了，我就要问看见我家人了吗，谁来了，走到哪里了，快到了吗？远远地看见妈妈或家人来接担子了，心里一下就得救的感觉。家人接过去柴担子，我吃着家人带来的充饥东西，跟着走回家。终于到家时，整个人就瘫倒在屋壁下的石板上了。第二天，继续。日复一日。
我的父亲母亲，都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。父母亲是1920年代生人，我的小弟弟出生于1971年。想想看，1920-1970的年代区间，中国除了战乱，就是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。我家乡那里是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核心地带，红军长征从那一带出发，红军远走后是国民党报复的重灾区，后面是抗战和内战时期。解放后就是历次政治运动，土改、镇压反革命运动、三反五反、人民公社运动、大跃进、大炼钢铁运动、四清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、农业学大寨等等。整整半个世纪，老百姓几乎没有多少休养生息的喘息机会。
在中国历史的这个区间，一对不识字的农民夫妇，在闭塞的山间盆地里，要养活自己和一群孩子，不至于饿死病夭，那种劳作之艰苦卓绝、生活之穷困艰难，我后来任何时候想起，都有一种瞬间就要泪流满面的冲动。
在虚岁六岁的时候，就自己闹着要上学，大人没允。虚岁七岁入学上营小学。一年级二年级成绩拔尖，班里第一，是三好学生，个个学期都拿奖状，奖品是崭新的铅笔和笔记本，现在我还记忆犹新。
三年级四年级成绩一落千丈，一塌糊涂，个子也瘦弱，凶狠的同学可以随时随地欺负我、恐吓我，孩子王拉帮结派，我总是落单的，孤零零，感觉随时都会受到攻击。他们骂我或踢我一脚啥的，我就眼泪汪汪，强忍着不让眼泪下来，心里压抑着愤怒和报仇的冲动。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经常是学期开学很久了但“书还冇到”（我们管课本叫书），老师也不知道教什么。每当“书还冇到”的学期，老师上课就让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，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、清平乐·会昌、忆秦娥·娄山关、沁园春·雪等等，至于那些诗词的意思，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。
另外，老师还教我们唱歌，其中有一首歌，几乎唱了半个学期，叫做“文化大革命就是好”，我现在都还会唱：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嘿，就是好，就是好呀，就是好呀，就是好。伟大领袖毛主席·······”。后来知道，那不是音乐课，那是所有课。半个学期过去了，书终于到了，歌才止唱。
四年级那年，毛主席逝世，上营村的王氏宗族祠堂里设了灵堂，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吊唁，一条黑布白字的大横幅写着“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”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“永垂不朽”这个词儿。气氛很严肃，很静穆，大家默哀3分钟，向毛主席像三鞠躬。有人哭泣，我受感染跟着哭，不明就里。我不敢出声，就是跟着走，跟着做。后来学校组织师生步行几公里去公社（圩镇）大礼堂吊唁，也一样，静静地进去，默哀，鞠躬，静静地出来。
没过多久，上营小学的全体师生排队步行去公社迎接华主席像，一个同学举着华国锋剃着寸头的那个标准像，一个同学举着旗帜，还有些同学则负责敲锣打鼓，一路热闹。我是属于跟在队伍里的“群众演员”。N个月后，老师又组织大会，宣传打击右倾翻案风，打倒邓小平。又N个月后，敲锣打鼓粉碎四人帮。这些，是我此生关于政治事件的最早记忆了。
五年级小学毕业，我去邻村上初中，是一所乡村中学，叫做半岗初中。初一年级，成绩一塌糊涂，大个子同学随时羞辱我，给我取很难听的绰号，我狠不得砸死他们，终究也是没有勇气做任何反抗。数学期末考试不及格，印象中才20几分，留级。
我羞于重回学校，不想再上学，回家去学裁缝。缝纫机都买了，师傅也基本确定。我的大哥从深山老林里搞副业回来，发现我不上学，态度坚决、不容商量地把我骂回了学校。于是我硬着头皮去复读初中一年级。
莫名其妙地，成绩像魔术一样变得奇好，尤其是数学成绩，雄霸整个年级。全县初中一年级数学竞赛，我得了周田公社第一名，张大红榜在周田圩镇上。这是半岗初中有史以来的崇高荣誉，校长召集了一个全校师生大会，亲手给我颁发了一份隆重的奖金，3元人民币。这是我少年时期最伟大的一次胜利，尊严和自信，拔地而起，昂首矗立。
从此，我的学习成绩，一直是数一数二，直到高中毕业。同学欺负我、羞辱我的情况，没有了。我变得受到同学们的仰慕。从一二年级的成绩出众到三四年级的烂得一塌糊涂、从初一年级的成绩一塌糊涂到留级复读时的一马当先，我的学习成绩，为什么会这样陡变，至今也想不明白。
因为初一留级，我初中念了四年，1977-1981年，住校，周末回家，周日傍晚返校的时候带足一周要吃的米菜。那时农村政策已经搞联产承包，我家粮食已充足，带多少大米去学校，父母是让我随意取的。所谓菜，就是我一周要吃的下饭咸菜，基本上是一搪瓷缸子的菜干（霉干菜）或芋荷（腌渍成酸的芋头苗梗），四年时间，几乎都一样。
几十年后母亲说起，还是总要说到，我初中带的菜，总是苦巴巴的干涩，她炒菜的时候想多放点油水都没油。那时候，如果有一瓶酱油浸生辣椒，我一周都会饭量大增。四年初中，12-16岁，我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饮食度过，个子一直没怎么长，很矮，很瘦小，脸色枯黑。上高中的时候去了县城中学，伙食改善，一个学期下来个子就窜上去了，长到一米六多，第一个学期结束回家，家人几乎不敢相认。
我中考很成功，是当年半岗初中唯一考入县城高中重点班的学生。其实，我那时特别希望考上中专，去读师范学校。读中专，就是确定性地跳出了农门，这已经是最惊天动地的奢望了，不敢去做梦上大学。以往，最好成绩的考生，总是去读中专的，我为什么没去，据说是那年开始，县教育局有意识地把尖子生选拔进县高中重点班，以代表县里去冲刺考大学。16岁，我去县城入学会昌一中，开始了离开农村的城镇生活。
这是我出生以来的一次历史性跨越，进城了，感觉非常的新鲜、非常的高级、非常的自豪，充满了人生的憧憬和想望。连县城马路上汽车经过卷起的尘土夹杂着汽油味，我都觉得是香的，一种乡村少有闻到的新鲜气味。城里的女人都穿裙子，居然夏天还穿袜子，真洋气；男女同学之间，即便是异姓，也是可以讲话甚至交往的。这些现象，让我感到明媚，升起游丝般的憧憬。
高中的教室是日光灯，白花花的，超级明亮。我自出生以来，从来没有在夜间感觉过这样的明亮。乡下的夜间，用煤油灯照明，为了省煤油，灯是不愿意挑到明亮程度的。小学的时候，我如果夜间看书，父亲是要骂的，因为耗煤油。父亲说，你如果会读书，学校里就读好了，为什么到家里还要读？你如果不会读书，点灯读书又有何用？父亲的逻辑，无懈可击。半岗初中的时候，一个教室几十个同学，每人点一盏煤油灯上晚自习，几个小时下来，整个教室乌烟瘴气，同学们熏得浑身都是煤油烟味儿，脸色和鼻孔发黑，咳出的痰都是黑色的，回到宿舍用毛巾抹一把脸，毛巾都变黑。
初中几年，夜复一夜皆如此，我们安之若素，习以为常，也没听说过有谁因此不适或生病。这种状况，倘若放到现在，必有好事者、自媒体啥的，做自作多情地的无尽渲染，引发一场全社会范围的舆论风潮或捐助运动，也说不准。而那个时代，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，大多是这样的。我进到县城，到处有电灯，连自己的宿舍都有电灯，感觉很高级。尤其是高中教室挂着足够多的日光灯管，那种明亮，动人心魄，终生难忘。不好好学习，感觉都对不起那日光灯。
我高一开始学英语课，是从初一年级的第一册英语课本学起。此时我始知有所谓26个英文字母之说。用汉语注音读英语词句，书上的thank you我就注音成“三克友”，how are you我就注音成“好啊友”，等等，是我高一时候的英语起步方法。第一学期期中考试，英语成绩很差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到期末考试，我的英语成绩就名列前茅了。
高一时候，我的成绩在整个年级里都是居前的，班上则稳居前三，数理化三科尤好，尤喜物理。高二开始分文理科，我选了文科。那时候，流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，数理化成绩好，是高人一等的，基本上选理科。我数理化拔尖，为什么选文科？听说文科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理科低很多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上大学，至于文科理科、本科专科、什么专业、什么学校，一概次要。
我，我家人，最高的、终极的愿望，不，不是愿望，是想入非非、胆大包天的奢望，就是出个大学生。文科录取分数低，应该是更容易被录取吧，于是我选了文科。我选什么科、上什么学，家长是不会过问的，也不会有哪个老师来关心我，懂和不懂、对和不对，都我自己定。一个对人生、对社会、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，自选走向、自安天命。
事后证明，我选文科是对的。我自考往届的文科高科试卷，数学卷子对我来说很容易，我不复习都能考90多分。于是我高二开始，基本上不用学数学，省下一个科目的学习时间，用于主攻其他五科。很多学文科的人，都被数学拖得死死的，占用太多的时间，我却把全部时间集中到了其他科目上。其中，我的历史地理英语政治科目好，语文最差，尤其是写作文，文思枯竭、无从下笔，每遇写作文，就头痛。论总成绩，高二高三，我始终保持班里第一第二的位置。
高中期间，我每月的生活费是15元，平均一天5角钱，伙食费是大头，一天三顿饭，我通常是二顿素菜，芋仔（芋艿）、包菜、豆豉辣椒，吃得最多。菜金是5分钱一顿，豆腐则一毛钱，二顿合计一毛至一毛五分钱。吃一顿荤菜，主要是肉片炒包菜或肉片汆豆腐，偶尔小炒鱼块（传说中的赣南小炒鱼），菜金2-3毛钱。打饭就管饱，月初就买足饭票，不作节省考虑。有一次，和两个同学合伙，三个人凑钱买了一个苹果吃，每人一口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苹果。当晚做梦，都还在回味苹果的滋味。
我每月15元的生活费，家里总是准时给到。父母、大哥大嫂、二哥二嫂，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一切经济来源，靠他们劳动而来。父亲和大哥当家，每年，每月，首要的盘算，就是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怎么来源，这是他们严防死守的兜底事情。种植什么、啥时候收成，养殖什么、啥时候出栏，啥时候卖钱，家用花销怎么预算，都是要通盘计划、应时而动的。如果出现稻子歉收、禽畜得瘟疫、集市价格下跌、家人突发大病要发生医药费等情形，预算中指望的钱就要掉链子，这是十分紧张和压力山大的事。猪得病了，涨大水把鱼塘淹漫了、鱼跑了，鸭子丢失了或死了，这些情况的发生，全家人的痛苦和紧张，那真是甚于死人。我童年时候放鸭子，鸭子误食农药浸过的谷子，眼睁睁看着鸭子一只一只地软腿、晕转、断气，我跪下去哭过。
父亲和大哥主持家政，因为要供我和弟弟（其时在上初中）上学，坚持不分家，全家人团结合力，只为供养我能念完高中。父亲和二个哥哥约好，等我高中毕业再分家。有一个月我的伙食费，被人撬了宿舍的箱子给偷了，我眼泪哗啦就下来，止不住，非常的难过。家里听说后，及时又寄来了生活费，没有丝毫责怪我。校保卫处来破案，抓了一个同寝室的嫌疑同学去审问，他死不承认，案子终究不了了之。
五个高中同学，对我的一生很重要：刘义林、罗庆丰、蔡伟林、肖世优、许地长。刘义林是我高中和大本时期的精神领袖和心灵明灯，罗庆丰是我上海读大学时候相依为命的精神导师（他念复旦大学法律系），他俩的才学志趣、阅读范围、思想情怀和忠厚人品，是我那个阶段的主要开化和精神涵养，他俩对我的精神成长的影响和意义，是我人生导师级的。
蔡伟林是我高中时候的同床，他家出被子、我家出席子，我俩睡一个被窝，直到毕业。我们全班同学几十个人，住一个大教室，像是大通铺，每二个人一张床，家境好点的出被子、家境差点的出席子，二人一个被窝，相互温暖。班主任张景星老师是个大好人，每到冬天，就让我们去他家拿稻草，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，铺在席子底下，暖和。上大学后，历次寒暑假我从上海回家，途径南昌中转，第一站落脚吃住，一定是去江西师大找蔡伟林，吃他的，住他那里，宾至如归。所谓发小或闺蜜，大抵如此。
肖世优是高考我第二、他第一的同学，他是我人生极其重要、极其关键的一个贵人和恩人。1993年我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去闯深圳，找不到工作，流落街头，睡荔枝公园，是他帮助我在深圳找到了工作、站住了脚，一手引领我进入了金融业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处境和轨迹。肖世优的头脑、智慧、理性、敏锐和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，迄今都是我只能望其项背、永远难以企及的。现在，我遇人生大事，自难定夺的话，还是会下意识地想到去找他问意见。
许地长是我高中同桌，后来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搭档之一、真正风雨同舟的战友，我创业时候他是跑办工商注册手续的第一个员工，从此我们共事十几载，顺逆不弃、和衷共济，他总是以和君大局为重，任何情况下都配合我、为我分担、尽其所能扛起责任，不伪不妄，不矫情，不做作，无私心，像个劳模一样勤勉尽职、默默担待，成为了和君集团的重要管理者，对我的事业，贡献很大。